策论一贯以之，都是只说大略，少谈具体。
重论点而轻论据，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。
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，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。
只是这内容，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。
没有一句仁义之言、更无半句德政。
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，从头到尾都是霸道。
久久的沉默，皇帝不说话，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刘钰的这篇策论，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，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。
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，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。
只是连他都没想到，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。
上一次刘钰是从《公羊》的三世之说，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。
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，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，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：国朝的天下观，该变一变了，天下是整个地球，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。
若天下的概念变了，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，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。
既为诸侯，自当用霸道。至少，诸侯争霸的时候，无人用儒。
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，讲究王霸并用，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，便道：“朕读《三国》，见武侯行事，偶有所悟。”
“史称武侯开诚心、布公道、尽忠益、时者虽仇必赏、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。此实申商之术也，不纯用德政。”
“然武侯治蜀，邦域之内畏而爱之、刑政虽峻而无怨者。所谓有仁德之心，而用申商之术。”
“本朝王霸并用，若论起来，就是以霸道、行王道。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“行霸道，是为了兴王道。”
他先定了个基调，拿出来诸葛武侯，扯虎皮做大旗。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，若想反喷，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，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。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，而非王道。
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，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。
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，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。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，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。
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，便顺着皇帝的话道：“臣以为，陛下所言‘以霸道、兴王道’正是正途。”
“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：意欲富国强兵，然后行礼义；不知未富强，人才风俗已先坏了！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，然后可行礼义。这其中的区别，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？还是内圣而外王？”
“朱熹所谓‘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，积累到熏蒸洋溢，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’，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，可细想来，却是空谈的学问。”
“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，但需得内无战祸、外敌降服。否则正教化着呢，金兵到了汴梁城、东虏攻到青州府，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？以策论所言，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。”
“天子者，莅中国，而抚四夷也。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，陛下居于中国，教化四夷，此昭昭天命也！”
“非以霸道不可为之。然陛下本心，还是为了兴王道。霸道不过术尔，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。”
“是以这篇策论，虽少仁德，却可用其术。论及见识，又的确给人启发，虽不言醍醐灌顶，但亦可算有所得。”
“况且，科举以王道、武德宫以霸道，王霸并用，此太宗遗训。臣以为，这篇策论，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。”
大顺既用事功之学，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，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，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。
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，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。
策论多篇，第一论的史论外，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、内外轻重的政策论。
一共三篇，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，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，相较于第一篇来说，虽然观点依旧犀利、破题点依旧偏锋，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。
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，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。
本身他们又有“复古井田”的想法，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，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，正说到了关键处。
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，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。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，他们也是支持的。
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，那又何乐而不为？
反正开拓南洋，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，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，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。
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，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，的确是一件好事。
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，又不是国策，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。也不是科举策论，要讲文采讲经义，霸道太多，亦非不可取。
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，要兴王道，必要先用霸道，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。
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，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，平章事们也就是提提意见，参谋一下，并无最终的决定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