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月27日。上海。小雪。】
很高兴公使先生说服了公司在中国商馆的大部分蠢货。我们至少不用担心触怒天朝皇帝而被驱逐了。
对这个东方帝国不了解的人，根本不明白一群“夷狄”绕开官员和监视的军队，直接拦皇帝的御驾意味着什么。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个骑士庄园大小的中国——可悲的是，欧洲大部分对中国的臆想，是以骑士庄园那么大为想象的，皇帝动辄走遍他的领土体察民情。
公使先生认同我对茶叶税问题的看法，但印度问题我并没有和公使先生商量。
他询问了我关于荷兰与中国和解一事的看法，我的回答非常干脆：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气，选择与中国合作，是荷兰从我们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现在为止，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。
公使先生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如法炮制voc解散事件，并且担心将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东印度公司。
我不得不向他讲述了两个中国故事，一个叫刻舟求剑、另一个叫守株待兔。
或许，中国方面也会有人犯这样的错误，但至少那位公爵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
我告诉他，荷兰的选择对荷兰来说是绝对正确的，恰恰是因为没有我国东印度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——荷兰不会有棉布禁止法案。
分散的行会力量，不足以撼动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、投机商、贸易商人的存在。
我们则不同。
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，有自己的土地。
我不好说的太清楚，羊毛和呢绒贸易，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。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，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。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，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，我们很难胜利。
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——他始终认为，自己是为祖国、为荣誉、为贵族的荣耀、为忠诚、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，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。
实际上，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、社论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：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，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，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，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。
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，降低农业税、提升间接税。但实际上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。
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贸易上一样的错误，自以为是。
间接税酒类等消费税的提升，意味着农业雇工成本的提升。
在大量土地采取农业雇工制的时候，提升间接税消费税，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。这是中国故事里的朝三暮四、朝四暮三。
反对沃波尔的许多人，只是因为波沃尔的改革增加了他们的雇工成本，使得土地收益降低。但他们决绝承认这一点，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——但不会提及他们的利益受损——来反对这一项政策。
这和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什么区别，他们对改革的反对，从来不会承认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，而是用各式各样的圣贤先王的借口。或许，唯一诚实的，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，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承认了。
公使先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人，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一切比较好。
但我还是尽可能说清楚了英国与荷兰的区别，已经大顺帝国为什么不可能用对付voc的方式来对付我们。
血腥公爵搞垮了voc，荷兰人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。
而如果血腥公爵搞垮了我们beic，我们议会的选择，将是彻底断绝对华贸易和对印贸易，并且伦敦将上演一场烟火表演，庆祝此事。
我们那些可爱的、与羊毛呢绒价格决定地租高低的贵族们；那些慵懒的、不知进取的、只知道依靠关税保护来保护他们利益的纺织业工厂主，充斥着两院。
他们在我们的人失去了公司的支持后，会立刻出台更加严格的进口管制法令，切断与东方的一切贸易。
对那些地租贵族、纺织从业者来说，东方贸易给他们带来的，只有地租下降、呢绒销售困难。
他们每个人都清楚，我们现在无法往中国销售除白银之外的任何商品。不只是中国，实际上我们连日本都难以售出什么。
血腥公爵可以在欧洲到处兜售他那可笑的自由贸易理论，但除了荷兰没有人会搭理他的。甚至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……或许，不应该用甚至，而应该用尤其！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。
血腥公爵没有就鸦片问题对我们进行深究，而是恐吓我们，一部分原因，或许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英国和北美市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鸦片有种特别的痛恨，从他随意勾诀了三百多人的死刑就能看出。
公使先生并不能轻松地理解这一切，是因为他没有看太多这几年中国这边流行的、一些关于贸易、商业问题的小册子。我在松江府看了很多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让我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。
这些小册子是很容易说服别人的，至少公使先生就很容易被我说服，认可了我的想法。即，公司不会重蹈voc的覆辙，中国人也不会用对付voc的方法来对付我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