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说客闻言，故作惊诧道：“国公何等样人，难道也信这样的话？”
“前朝尚有五年平辽之豪言呢，但实际又如何呢？他们如何保证盐政一定如他们所想的那般，只要改革，便可多利几十万？”
刘钰似笑非笑地看了说客一眼，盯了片刻，慢悠悠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一定不行？”
说客忙道：“回国公的话，还如刚才所言。行，也不行。小人斗胆试为兴公言之，若无道理，小人这里离开，再不做这口舌之事。”
见此，刘钰心想还是自己的态度让这些人产生怀疑和误解了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：很多事，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
但既然对方已经掉进圈套了，明知道这番话都是如之前“给蜀盐加薪柴税”、“查禁闽粤晒盐法”之类的扯淡言论，可刘钰还是假装收了钱需得给人个机会才是。
“国公明鉴，这行与不行，要分开来看。”
“淮北，行。”
“淮南，不行。”
“但恐天下人觉得，淮北行，则必可移此政于淮南。”
“然而，一来，古人云：橘生淮南则为橘、生于淮北则为枳。枳橘如此，盐政亦如此，淮北可行之法，怎么就能得出结论，证明淮南一定行呢？”
“二来，天下愚者多矣，多以为淮北可，则淮南必可。然而淮北之盐，不过三十五万引；淮南之盐，数倍于淮北。一旦其政移于淮南，盐政崩溃，则势必大乱。”
“昔者，王荆公以为，盐山等地既已行青苗法，且效果显著，遂以此为论，以为全国皆可。然而结果如何呢？”
“再者，本朝开国之初，太宗皇帝之训，移民辽东，于苦寒之地当多种玉米等物为食，以为此物不苛土地，秸秆又可烧柴喂牛，极佳。然而，所结穗棒，不过三寸；穗未成熟，霜寒即至。乃至于许多戍边之民，煮其种籽造绝产之霜，而求归乡。”
“这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在这里行，怎么能得出在那里一定行呢？然而这样的道理，便如太宗皇帝、王荆公那样的人物，尚且不能够免于误判，寻常人又怎么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呢？”
“我言行，便是说，淮北若行新政，必可行。”
“但，淮北与淮南不同，所辖范围不同、道路交通不同，淮北能行，淮南未必就行。”
“一旦淮北行，则天下人必以为淮南必可，这才是要提防的地方。是以我说，行也不行。”
“天下愚民太多，悠悠之口难防，到时候淮北真的行了，那些人又怎么能够理解淮北和淮南的区别呢？”
“索性，淮北行也不行，此方为上上之选。”
按照正常的说客讨论，这时候刘钰就该问“淮南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但刘钰没问淮南为什么不行，而是问道：“如你所言，你也认为淮北可行？”
这说客来之前就明白，这件事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必然行的事，要是在这件事上硬顶、非说不行，那也实在没必要说下去了。
他当即郑重地点了点头，示意确实，他也觉得淮北改革一定成功，然后就给出了自己的理由。
而这个理由，就非常有意思。
既然大顺盐改的目的，是打击私盐，那么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来。
盐改派认为，官盐卖不动的原因，是这群总承包商吃得太多，所以官盐太贵。所以，改革的重点就放在这些总承包商身上即可。
说客则认为，官盐卖不动的原因，是因为私盐太多。因为官盐收税，所以无论怎么样，私盐都比官盐便宜。
而淮北地区官盐卖不动的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总承包商吃的太多。
而是因为漕运。
长芦盐场的盐，通过漕运这条渠道，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运河两岸，严重侵袭了淮北盐区。所以才导致淮北的官盐不好卖，数据看起来非常难看。
总结起来。
就是说，盐改派认为，主因在总承包商，走私是次因；而盐商派则认为，走私是主因，总承包商是次因。
如果不把主次因果弄清楚，那就没法在改革上做出针对点。
听完说客的话，刘钰也是暗暗赞了一句，心想都说江南文华，果然不假。这些盐商在江南日久，他们虽废了，但他们豢养的门客幕僚，倒是有些高手。
《僖公二十四年》云：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。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？
刘钰想要急速盐改，他想用的故智，正是这一招。
漕运被废，应该说，短期之内刺激淮北官盐销售额增加的，确实是漕运被废、长芦盐没办法走私的缘故。
甚至可以说，这将是盐政改革“立竿见影”、“惊世骇俗”、“一场得两场之利”、“奇效之下淮南凭什么不改”的根本。
但是，长期来看，终究还是总承包商的问题。
只是，反差越大，越容易造成对比效应。
所以，刘钰计划的就是趁着新的走私路线没出现之前，以雷霆万钧之力完成盐政改革。
然后拿着官盐销售的巨大增长，把所有的原因，都归于盐政改革上，而尽可能淡化废漕运的作用。
依靠强势的对比效果，迫使朝中任何支持旧制度的人，通通闭嘴。
从而迅速完成淮南盐政的改革。
但是，没想到的是，这些盐商虽然都是些废物，可手底下幕僚还真不都是吃干饭的，居然有人看出来了问题。
想都不用想，盐商这边有大量的舆论鼓吹手，多少文人、尤其是知名文人，都是靠盐商养活的。
他们本身在朝中就有关系，一旦把这件事挑明了，制造了舆论风波，恐怕对淮南的改革也会拖延下去。
到时候，盐商的朝中关系，就会那这个大作舆论，要求等过几年、等废漕运带来的影响消散之后，再去改革淮南盐政。
那样的话，极是不妙。淮南才是真正要动的地方，淮北只是个引子。淮南若动不了，盐商只相当于断了个手指头，可不会伤及根本。
听完这些说辞，刘钰不动声色，心里一边琢磨着这些盐商到底要干什么，一边问道：“如你所言，似也有那么三二分道理。那么，淮北行，就算这个道理对。那么，淮南不行，道理在哪呢？”
说客心想这正是重头戏，于是舌灿莲花般，将盐商各家幕僚总结出来的话术都搬了出来。
搬的角度，恰恰正是吴敬梓提出的那些东西：收复私盐区，小资本小散商无力，反而会加剧私盐区扩散等问题。
只是，问题是同一个问题、角度是同一个角度。
吴敬梓给出的办法，是以票盐之名、行纲盐之事。
而这些人给出的办法，则明显就是个……台阶。
吴敬梓是承认，总承包商的封建垄断特权，是官盐不畅的主因，内因。而其出发点，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为了报恩，让这些盐商“跟上时代”——盐引是封建特权，权力父死子继，在科举制国家下，是被人诟病的。希望盐商与时俱进，将权力父死子继，变为财产父死子继。
而说客心里知道原因是总承包商的特权，但嘴上说的主因则是走私，而其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送钱、同时找个台阶，然后双方妥协。
目的不同，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样，给出的办法就完全不同。
说客代表盐商，提出了三个“改革”方向。
其一：朝廷成立专门的巡盐部门，经费由盐商报销，每年三十万两，按时“报效”。
将原本的、非正式的、私下里的“缉私花红犒赏”，转正，成为正大光明地由各级承包商分摊的钱。
因为他们认定的主因、内因，是走私太多嘛。
所以，解决的方向，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，也就是出钱缉私。
其二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作为“形成制度”的报效。
其三，运河被废，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。该运盐路线、沿途稽查、关卡设置的钱，由盐商出。今年报效200万两，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，觉得不够，还想再要点，有抹不开面、拉不下脸，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。
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，拿出200万两，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剩下的，就当给皇帝送礼了。
而且他们保证，这一次的报效，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，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，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。
应该说，吴敬梓给出的办法，是最好的办法。
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，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。
而且，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，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，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，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。
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，只能是——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，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，这次又来要钱了——必须信、一定信、不得不信。
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。
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，实际上一旦改革，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。
而他们的一切，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，改革为名、要钱是真。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，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，不但有而且很大。
否则，只要改，必完蛋，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不得不信、不可不信了。
但……这番话，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。
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、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，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。